薛元明

方 圆 自 在

品读《王安定造像》

《王安定造像》立于北魏永平四年（公元511年）。青少释文为：

“皇魏永平四年岁次辛卯十月十六日。年书假节督、法杂华州诸军事、志品造像征虏将军、读王华州刺史安定王，安定仰为亡祖亲孟太妃、青少亡考太傅静王、年书亡妣蒋妃，法杂敬造石窟一躯。志品造像依岩褒宇，读王刊崇冲室，安定妙镌灵像，青少外相显发，年书工绘严仪，法杂凝华紫极，敬恃此福，上资先尊。咸使舍此尘躯，即彼真境，□趣六通朗嘱□□值遇□□早登十地，又愿居□□□□祥照□永作山河，□□□世一切含生，普同斯愿。”

从内容来看，一是字数较长，二是在叙述、记事、抒情、颂词等方面很齐备，类同成熟期的墓志。就目前所见，十六国及北魏早期造像内容一般都非常简略，由此大致可以推断，在佛教造像出现的初期，大约在东汉至北魏初的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，造像者本身对于佛教并没有清晰明确的了解。礼敬佛像和传统的神灵祭祀并无大的差别。

《王安定造像》很明显的一个特点就是“方笔”运用，而且是一种很特别的方笔。因为刀刻原因，造像笔画形态大多显现“方”的特征，并不奇怪。刀工有一定的作用，并非纯粹书写意义上的“方笔”。但对于后世书写确有启示作用。说到方笔，令人印象最深的当属《始平公造像》（公元498年刻），不但在造像中独一无二，在整个书法史中也罕有匹敌者。方笔宽厚，惊心动魄，气象博大，且为阳文，又见书家姓名，堪称一绝。

北魏《王安定造像》

《王安定造像》方笔不同于《始平公》，透露出温和气象，同样令人过目难忘。

十、上、亡、日

先看“十”“上”“亡”“日”四字，字形笔画少，但变化很多。尤其要注意起收连断之处。“十”“上“亡”三字横画收笔见隶书遗意，仅有那么一点意味。刻意学的话，容易过头。“十”“上”二字竖画起笔见方，“亡”字点画收笔见方，“日”字转折见方，三者虽然都是“方”，但各有不同。

督、将、诸、像

“督”“将”“诸”“像”四字笔画多。方笔不避重复使用。尤其是“将”字，多笔点画为长方形状，连断长短各不相同，“将”字处理，亦以方为主，实属少见。

笔画接搭处的起收笔处理很巧妙。如“日”“督”字“日”部，“将”字点画，“像”字“豕”部撇画。在临摹时很随便，往往就失去韵味。韵味是由很多细节累加而成的。强化这一细节，可谓之“繁复”的处理手法。

镌、仪、躯、真

然而也有“简化”的一面，如“镌、仪”横画密集处的竖画“省略”处理，显得意味深长。与一些汉印的逼边笔画省略处理存在异曲同工之妙，以不足胜有余。“躯”“真”二字，笔画少粘连，造像多“实”而少“虚”，当多加体会。

刺、州、地、妃

“刺”“州”二字中钩画尖锐，“刺”字立刀旁很刺目，一反常态，面目狰狞。造像有一种不稳定性，总会在某个时候表现出本身通常所固有的特征。造像的书写者为无名氏。唐碑虽有刀工因素，但书家风格和书写个性占主导地位。书家都是大师，有经典代表作。这就表明，书家主体逐渐变得突出。再看“地”“妃”二字钩画，一细一粗，尤其“妃”字钩画极其宽厚，转折见方意，加上“己”部转折，别见意趣。

六、平、大、彼

“六”“平”“大”“彼”四字中，“六”“平”二字末点处理成短捺画，“大”“彼”二字为长捺画。捺画略带弧度，行笔自然轻松，节奏感明显，不由地会想到晚清郑孝胥的行楷书，然而很可能只是“暗合”。由此而言，在造像中能够找到一些个性化的因素加以发挥，作为个人风格塑造的突破口，但切忌变成一种习气。

笔法分方圆。“方”给人的感觉是清朗劲健，就像人在青壮年时的样子，意气奋发，甚至可以锋芒毕露，但切忌给人生硬造作之感，这是大忌。

《始平公造像》有一种极致的美，本身有独特之处，一是阳刻，阴刻没有这种艺术效果；二是界格作用，柔化了不同字形笔画相互之间的冲撞。

南宋姜夔《续书谱》言：

“方圆者，真草之体用。真贵方，草贵圆，方者参之以圆，圆者参之以方，斯为妙矣”，“舍方求圆，则骨气莫全，舍圆求方，则神气不润；方不变谓之斗，圆不变谓之环，此书之大病也。”

世间事物皆在方圆之中。“方”是为人之本，“圆”乃立世之道。纵观人的一生，无非是做人与做事两方面。凡事都在圆中预、方中立。内方外圆是传统辩证哲学的集中体现，和人生境界相通。要真正懂得人生况味，需要到晚年，看惯春花秋月，铅华洗尽，心如古水，方能领略中和之意。中和是中国古代传统的文化心理模式和思维模式，追求人的生理与心理、欲望与伦理、感性与理性、个体与社会的高度和谐统一，是国人的基本文化理想。中和精神是古典和谐美的基础，所体现出的艺术风格就是温柔敦厚，打上明显的儒家文化烙印。

北魏《王安定造像》

书法的起源与生物的起源近似，留给后人只能是猜想和想象，无法确知，也无法准确回答。《道德经》云：“道生一。一生二，二生三，三生万物。”万事万物相生相克、相容相斥。这在书法的发展历程中极其明显，时代与时代的对立统一，一个时代中有最终的对立统一，构成丰富多元的世界。如果要找出一个时代作为验证，最典型的无疑是魏晋南北朝。

在这个时代中，中国人生活中点缀着最多的悲剧，八王之乱、五胡乱华，南北朝分裂，酝酿成社会秩序的解体，旧礼教的崩溃，同时也是“富于命运的罗曼司”的一个时期，思想信仰自由，艺术精神勃发。

有时偶然想到王铎所言“书不宗晋，终入野道”，世人普遍注重“二王”所代表的魏晋风度，却忽视同一时代的造像所蕴涵的精神。碑和帖常被对立起来，其实二者之间有千丝万缕的必然联系。区别在于，“二王”显示出来的是一种魏晋风度，造像则是一种“平常心”。造像是一种“无名氏”现象，说明书与人能够分离，可以存在一种“纯粹的书法”，包含和寻求人的本心，不为美而美。当下书坛充斥着极强的功利性，回望魏晋，一是经典，二王“漂若浮云，矫若惊龙”；二是原生态造像，正如康有为所说“虽穷乡儿女造像，而骨肉峻宕，拙厚中皆有异态”。出之自然是两者的共同点。

《王安定造像》(局部)

造像兴衰存废与宗教相关。佛教一方面与儒家思想混杂合流构成“儒释”，另一方面与老庄思想交叉构成“佛道”，存在一个相互结合教化的过程。

在此过程中，佛教历经魏晋南北朝直至隋唐，伴随着中国大一统王朝的重建而独立发展并直抵高峰，在思想文化史上产生了重要作用。由于儒家思想从本质上来说是关乎伦理道德，最初的佛教戒律与儒家日常伦理存在矛盾冲突。但佛教文化与民间文化实现了水乳交融，演生出禅宗，其中的机锋、棒呵一类，乃典型的平民式狡狯。

从这个意义上来说，造像包含民间文化的因素，与文人士大夫乃至现代职业艺术家在创作形式上存在一定的区别，但就哲学体系而言，同属中华文化的认识论和阴阳观。民间艺术传承的是中华民族的本原哲学本体，文人士大夫表现的是人的情感理念。

简单来说，造像寄予的是生死，更粗陋直接一些，《兰亭序》同样是生死观，更精美含蓄一些，本质一致。

对于造像的理解和把握有两层关键，一是造像本身的理解，今天造像非昨日造像，有最初的造像、晚清的造像、今人的造像等三种不同形象。关注点不一样。最初即本来之目的，晚清时碑帖成为对立的取法资源，而今则是一种个性自由选择。二是造像取法的理解，存在“山是山，山不是山，山又是山”的过程。“见山是山”者，大多局限于人云亦云。“见山不是山”者，个人持怀疑的态度，唯此之际，要么原地打转止而徘徊不前，要么由疑生智、由智生慧，最终到达“见山又是山”的境界。

《王安定造像》(局部)

造像书风有近似者，但绝无雷同者。造像共通的成分愈多，价值愈小，个性成分愈大，价值愈大。针对个案加以分析，看出其中规律，而后回到个案本身。很多人的眼光集中在龙门系列，并形成一种固定视角，变成模式化，去真愈远。当然，对于龙门造像，是无论如何也绕不开的。不过对于经典的理解要进一步拓展：一是针对固有的经典，读出个人的新意；二是新的资料不断面世，应该加以足够关注，发现新的经典；三是早就发现但没有足够认识或难以深入的，需要重新加以梳理。循着这个思路，才能更好地发掘经典、理解经典、取法经典。

本文刊登于2012年第4期《青少年书法·青年版》“碑刻介绍”栏目。欲知更多精彩内容，欢迎订阅2017年《青少年书法》杂志！